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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支持

李如海杨学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完成后,推进乡村振兴将会是今后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合力推行的“三变”改革,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制度支持。

一、“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规制性制度支持

“三变”改革的政策法规和参与主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惯例形塑强制性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监督惩戒机制,制约改革参与主体的社会行为,优化乡村治理格局。规则遵守是其发挥制度实效,评估改革行为合法性的基础,违反强制性规则会被视作越轨行为或遭受村落共同体结构意识的抵制。为了“三变”改革的有序推进以及个人避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改革参与主体必将遵循“结果性行为逻辑”,权衡利弊,有意识地控制个体行为,使其在制度要求的范围内行事。“三变”改革的规制性要素现已成为实现农村“治理有效”的“支援意识”,政策法规和行为惯例无需计算就融入改革参与主体的主观世界,使之懂得如何规避制度惩罚,获得村落社会认同。

二、“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规范性制度支持

“三变”改革的价值观和规范在村落共同体内建构价值导向机制,倡导利于改革工作深入推进、效益提升的价值取向和标准,以此规约改革行为,在参与主体的主观世界形塑相应的社会期待和“实践感”。此种约束性期待规约下的“三变”改革行为,兼具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是其评判改革成效的价值标准,引导着农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以及脱贫致富的实现。此目标的实现,还要促使政府、企业、村民、基层组织等不同参与主体在角色要求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三变”改革的参与主体也深知社会各界对改革目标的期待,这种期待会成为一种外在压力,迫使自己做出符合角色要求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举措,以此规避改革的形式主义风险,凸显制度实效性。

三、“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认知性制度支持

“三变”文化由教育制度传授的普适性知识和生活场域中以代际传承方式化育内含勤劳、节俭、和谐、环保等品质特征的农耕文化共同塑造,是改革参与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并内化于主观世界,利于改革有效实施的文化认知。其反映出行动者的文化素养与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约制和使能的二重性:参与主体的主观文化是一种具备结构性支持力量的文化认知,影响着新乡贤的回归、农民参与改革的主动性以及“三变”政策的顶层设计与落实。“三变”改革的深入推广,又孕育出“三变”文化的客观形式。电影《三变 山变》就是以盘县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正学的个人先进事迹和“三变”改革历程为素材而拍摄的文艺作品,其充分反映“三变”改革影响下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这种因“三变”改革行为而培育的客观文化成为外在于改革参与主体思维领域的符号系统,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对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者:

李如海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杨学明中共钟山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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