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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改革加快了农村组织形态的革命性演进

何沐宇

或许是源于“三变”改革的初心和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一直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大多数人们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范畴。殊不知这一发端于生产领域,旨在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六盘水农村改革新举措,已悄然引起农村社会——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变化。其中不断加快的农村组织形态的演进,更是呈现了具有革命性探索价值的特征。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三变”改革时,不能仅限于它的生产和经济领域,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矛盾分析法,“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一、“三变”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进,农民身份发生革命性变化

“三变”改革中,因为农民所拥有的资源和资金相继转变为具有市场特征的资产和股金,且从零散走向规模。使得原先农村社会比较松散的自然经济组织形态,因为物的集聚而变得紧密起来,农民曾经单一的主体属性也相应发生变化。调查中我们发现,已纳入“三变”改革的村民,除拥有自然经济主体的身份外,已逐步向农民、股东和产业工人的多样性综合身份转变了。这种情况在现阶段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却已经清楚地显示了社会变革的前进方向。

在很多地方,参与“三变”改革的村民,绝大部分以农民的身份耕种少量土地,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利润分成,以工人的身份领取劳动报酬和薪金支付;少部分则不再自我耕种土地,而仅以股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与新兴的农业生产组织发生联系;有的甚至入股以后就外出打工或紧跟本地兴起的农业产业发展的其他需求,做起了小本生意。这种转变不但使大多数的农户增加了收入渠道,而且慢慢地,在人们意识中形成了以商业的模式来经营农业的现代理念,推进了农产品商品化率的不断提高,促成了现代农业从业者的诞生。目前,在一些地方流行的“田园变公园、产品变商品、农家变商家”的说法,正是农民身份转变的真实反映。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从之前的自我耕种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平台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大户+农户”等各种新兴经济组织的主体,积极参加到更大规模的农村产业革命发展中来。在盘州市舍烹村,发起人陶正学最先成立银湖合作社,然后通过“三变”改革,一方面动员群众利用土地经营权、闲散资金等入股建设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园区,另一方面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包括村级发展资金、扶贫专项资金、同步小康等建设资金共计2252万元入股合作社,最后形成了全乡19个村2.5万群众转变成合作社和公司的直接或间接股东的发展局面和规模。“三变”改革前以农户为单位,靠血缘、姻亲和邻里关系维系的自然经济生产组织形态逐渐解体。小农经济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逐步淡化,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去自然经济的速度不断加快,市场经济意识不断加强。在可预见的将来,经过“三变”改革改造过的农民,必将成为新时代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肩负起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任。

二、“三变”改革推进农村政治组织形态的创新,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加强

就如中组部负责人在谈到党的基层组织创新形式时所说的那样,各地适应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的变化,积极探索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覆盖。在“三变”改革中,之前以行政村组为单位建立的村、支两委政治组织形态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就有了联村党委、联企党委、联社党委等基层党组织的出现。新兴的农村党组织形式虽然在党内法规中没有正式命名,但其出发点并没有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引领发展。在盘州市普古乡托娘娘山农业园区,为了更大规模的发展,组织者打破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党组织的方式,联合舍烹、播秋等8个村党支部组建全市首个联村党委,形成了“1+8”联村党委(1个联村党委、8个村党支部)。同时,在联村党委的推动下,成立了舍烹村、播秋村等8个村级合作社,村级合作社作为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社,形成了“1+8”合作社,建立了“总社+分社+农户”的机制。总社负责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经营,分社负责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分社,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形成的资产入股到总社,同时负责组织群众发展产业,形成了“总社牵头抓规划、分社负责抓实施、群众参与抓生产”的格局。

各种形式的党的基层组织创新模式,除了强化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外,更是在经济能力建设上下足了功夫,不断提高党农村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加强了党在农村的全面领导。另外,不少村、支两委人员本身就是致富带头人,他们有的成为“三变”改革的经营主体,有的成了“三变”改革的股东,跟农民同在一个经济组织里,因而具有同等的身份地位。在引领农民发展上更多是以协商的方式展开,因此在联系群众上,在推动党内民主发展上,较之前“党组织的单向推进”更为有效,反过来又带动了农村社会民主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党组织与其他社会基层组织、群众之间的关系,“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农村一场翻天覆地振兴革命即将到来。 

三、“三变”改革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农村社会治理环境更加优化

在农村,除了村、支两委以外,还有青年、妇女、民兵等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在“三变”改革之前,它们相互之间交叉事务涉及较少,功能单一,管理和运作模式也各有特点,几乎各自为政。但是“三变”改革以后,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也同时加入了某一经济组织或产业发展工作。如此一来就会产生这样一些结果:一是无论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或者社团组织和协会组织,在相互的身份融合中、利益链接中,会借鉴各具特点和优势的组织制度、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增加各种组织之间的互通互融,创新发展。二是这种互通互融的农村组织形态必然会推进其功能从单一向复合转变,基层组织之间各自为政的状态得到改善,农村社会治理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娘娘山、岩博村、归贵坪村等地方,通过组建联村党委,构建了乡镇党委、联村党委、村党组织三个层级的乡村治理领导体系;通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强化村级经济组织建设,提高了村级统筹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通过把村规民约纳入合作社章程,增强了农民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法治意识、市场意识,不断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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